谁对通胀的判断是对的?
作者: Harold James --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Markus Brunnermeier--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中心主任   编辑: 罗辑   发布: 03/03/2021 15:30

通货膨胀的幽灵又再度降临了。曾经有那么二十年时间各工业化经济体央行都自信地认定已经将其永远驱散,随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西洋两岸对通胀的担忧短暂回归。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在2010年启动了紧缩政策,欧洲央行则在2011年着手收紧利率政策。后来政策制定者又担心通胀率过低,要是无法提升就麻烦了。

但如今围绕通胀的议论又开始了,那我们该对其给予何种程度的关注呢?毕竟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也不仅仅是在2010年发生过。

当前的争论重现了1970年代混乱的政策环境,当时的通胀鸽派认为那十年里的石油冲击——1973~1974年价格翻了三倍,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又翻了三倍——不会产生更高的通胀预期或通胀螺旋上升效应。英国凯恩斯主义者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促增长型货币和财政政策会压抑物价,因为商品产出和存量都会增加。

作为回应,通胀鹰派则警告不应实施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银行和金融利益集团都倾向于此。由此产生的价格上涨将产生棘轮效应,推高那些有组织团体(尤其是工会)的薪资要求。

对这一时期的一个常见历史解读认定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以及后来的吉米·卡特总统迫使美国美联储推动了通胀。但美联储经济学家爱德华·纳尔逊(Edward Nelson)最近对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1970年代货币辩论的广泛性研究驳斥了这一解读。他发现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货币正统主义者和弗里德曼的导师级人物——其实决心要防止新一轮通胀螺旋。

但伯恩斯对通胀为何出现的理论认识是有误的。他确信自己所提倡的价格和工资管控可以控制住一次性冲击带来的工资推动效应。于是美联储用这么一个错误理论应对了1970年代的大通胀,而弗里德曼则凭借其对物价增长失控的预测建立了无可撼动的业界地位。

一些欧洲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德意志联邦银行在石油冲击之前就一直担心通胀,并在1973年5月抓住一个机会解除了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当时德国各家银行对这一举措大为光火,担心会导致银行倒闭。但后来由于通胀率(进而是利率)低于美国,德国政策制定者确实有能力将随后1973年的石油冲击视为一次性事件。德国人取得了先手,得以扛住冲击,最终只受到了1975年全球经济衰退的略微影响。

一般来说,一次性冲击是可以在不产生长期影响的情况下被消解的,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这只是个特殊事件。但当周期性冲击和政策应对反复出现时就会形成一种模式,因为特殊事件变成了常态,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也开始发生改变,用央行的话说就是预期变得不固定了。

类似的论述也会出现在重大军事行动上,这些军事行动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因此会暂时(也就是在冲突期间)推高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试图迅速回归“常态”并启动了痛苦的去通胀进程。但在那些存在深层次长期性政治和社会脆弱因素的中欧地区,人们觉得战时状况依然延续,仍旧需要执行战时财政对策。这些国家最终走上了通胀的道路,随后则迎来了恶性通胀。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新冠疫情。我们无疑急需大量的货币和财政缓冲措施以减轻病毒的直接冲击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封锁影响。而如果能明确说明会在某个时刻撤销这些措施,那就不会对价格预期产生长期影响。

但正如新型冠状病毒本身一样,随着社会长期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经济不景气可能会一直延续。这种冲击对各行业的影响各不相同,旅游业和航运业的复苏将严重滞后,因此将需要持续的财政支持。而政府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如何将受到重创但仍具活力的部门与因技术发展或行为改变而遭受永久性冲击的经济活动区分开来。

虽然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新冠病毒冲击是一次性的,但他们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却有分歧。美国拜登政府就坚信其(在2020年3.1万亿美元支出基础上)提出的1.9万亿美元复苏方案不会构成任何长期风险。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承认被压抑的需求可能会引发一波短期通胀跳升,但他依据过去20年的经验认定这将是暂时的。欧洲央行也认为不应将物价快速飙升过度解读为通胀的回归。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自信地表示:“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才需要去忧虑通胀。”

相比之下,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北方节俭国”——则开始忧心会出现新一轮危险全球通胀共识。而一些美国人,包括此前主张财政刺激的前财政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也开始表达类似的担忧。

鉴于伴随早先那些冲击的同类分歧再次出现,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测试来平复新旧通胀之争。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确信例外状态将会结束,如果我们能清楚划定某个时点,也就无需担心通胀了。

但如果一个例外又催生了更多的例外,前路茫茫之下人们的预期也会变化,通胀将越来越多地渗透入我们的未来愿景,而这就将导致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恐惧的鹰派或自信的鸽派所主导的国家之间的严重两极分化。

来源: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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